康熙一生四大暴行之文字狱无辜残酷屠戮文人

在康熙帝的时代，文字狱虽与其他两位帝王相比不算繁多，但其存在依然引人关注。尤其是在康熙十九年发生的那起朱方旦案，堪称当时轰动一时的大案。

史学家孟森曾专门撰文详述此事，他提到，人们谈及此案的细节时往往语焉不详，常以妖人来形容朱方旦。这背后的原因，在于那个专制时代官文书对言论的束缚，以及政教合一导致的对学问自由思想的禁锢。一旦有人因言论获罪，其罪名便被夸大传播，以至于真相难以澄清。即使在清朝末期，如四川井研的廖平因经学问题几乎遭法办，也依然可见专制束缚的影子。

朱方旦一案的细节在《清代禁书总述》中也有记载。朱方旦自号二眉山人，曾聚众弟子，编撰《中说补》。他的观点新颖独特，尤其是在“记忆在脑不在心”这一点上，被视为立说新异。然而这一观点其实并非新鲜出炉，早在明末就已为知识分子所传颂。但在康熙朝，这却成了杀头的罪名。这不仅体现了康熙及其大臣的无知，更揭示了他们的愚昧与专制。正如吴伯娅所言，“这是清朝统治者愚昧无知、顽固落后的典型事例。”持科学和进步观点的人因此遭到杀害。

除此之外，康熙统治下还发生了著名的戴名世之狱，也称《南山集》案。戴名世因赞同南明正名的观点而遭到斩首，家人好友也受到牵连。这一案件广为人知，无需过多赘述。对于制造这些文字狱的皇帝，我们不能因其暴虐而谴责不足，更不能称颂其仁爱。历史是客观存在的真相，我们应尊重历史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