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时期为什么不设立史官呢？

历史上的史官职责重大，不仅需要客观公正的价值观，还需拥有勇气和胆识。他们并非简单地抄写他人给予的资料，而是积极采访当事人，真实记录历史事实。

以刘裕为例，他反感迷信和天命，年轻时有许多祥瑞异象，预示着他未来的富贵。称帝后，史官尝试询问这些祥瑞异象，刘裕却回避回答，并非没有祥瑞，而是他讨厌被问及此事。

蜀汉不设置史官，可能是出于一种强烈的危机意识和对未来形势的判断。他们觉得天下大势瞬息万变，不是设置史官四处采访的时候。与此相对，魏吴两国设置史官则反映出他们对自身偏安一方的志向和对未来的乐观态度。诸葛亮及其后继者则不认同天下三分的局面，试图改变这一现状，因此在他们掌权时期不设置史官，体现了他们的独特志向。

在某些历史人物的评价上，如赵云等人，蜀汉史书的记载却显得单薄。陈寿写史风格严谨，缺乏确凿事实便不轻易下笔，导致许多人物的传记简短。尽管如此，流传下来的部分仍具有较高的可信度。陈寿是私修史书，无法获取官方文件档案。西晋灭蜀后，虽然蜀汉没有专门的史官，但文献档案被西晋掌握。西晋的著作郎利用这些文献档案为蜀汉名臣修了许多传记。如裴松之引用的云别传，便是西晋官方修订的赵云传。正因为陈寿的著作篇幅简洁且可信度高，后世学者常以其为基础，结合其他史料进行补充，提高了《三国志》的质量。没有裴松之的注解，《三国志》的魅力也会大打折扣。

如此看来，历史的研究与传承总是经过岁月的沉淀与演绎，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使得历史更加丰富多彩。